写到哪儿算哪哪儿吧。

伍尔夫的《俄国人的观点》：

“要学会使你自己和人们血肉相连，情同手足。我甚至还要加上一句：使你自己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这还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要怀着对他们的热爱来同情。”托尔斯泰的一段话，引来伍尔夫一大通的议论：

----你马上就会说：“这是出自俄国人的手笔。”单纯朴素的风格，流畅自如的文笔，假定在一个充满不幸的世界中，对我们主要的呼吁就是要我们去理解我们受苦受难的同胞。。。-----这就是笼罩在整个俄国文学之上的那片云雾。“

托尔斯泰说：“使你自己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人物。”就是说，不要使你外在于人世的苦难，你身处其中，为之困扰，诚实面对，-----“这就是笼罩在整个俄国文学之上的那片云雾”。

契科夫和莫泊桑是短篇小说史上的耸立对峙的双峰。毛姆用一段话道出了两个人的区别，他说：“契科夫视莫泊桑为楷模。要不是他亲口说的，我决不会相信，因为这两人的目的手法在我看来大相径庭。总而言之，莫泊桑一心想让故事如戏剧般激动人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随时都可以牺牲故事的可信度。。。而契科夫，我觉得他有意识地回避跌宕起伏的情节。”

毛姆的这本书叫《观点》，基本上是一本文集。写了诗人，圣徒，主教，还有：作家。其中一篇，题为《短篇小说》，我是冲着这篇而来，前两天在KINOKUNIYA看到这本书，当即拿下。

回来匆匆读了一下。感觉教益不大。感觉毛姆此人思维粗糙，没说出什么特别的来。这大约也是英国人的特点，话尽管说得尖酸俏皮，但骨子里的观念还是那样的世故保守，了无新意，让人看不出好来。就说一个庸人的怪话，像只原地打转的陀螺，初初听来，还有几分呼啸生风的噌噌之声，待到泄了劲，歪倒在地上，才发现那话的力道原本缠绕在身身下的一点，却绝不会朝前或者向后，挪动半寸。----英国人在世事上精明透顶，但进入精神领域，却因过度追求功用和实效，而缺少真正的超越感和洞察力。…

一本书，拿到手里，手不释卷地翻上7,80页，这在我是很少见的。关键是精力不济，很难把注意力持续的集中20页以上，所以看书喜欢短的，文章不过千字最好，那么，就成了网络时文忠实的浏览者，离书本越来越远了。

这本书，初拿到手里，还以为是本泛泛而谈的中国游记，从书架上拿起来又放下了。直到周一去HURSTVILLE闲逛，重新拿起来，看那背后的推介，突然发现何伟这个名字，好像是有几分眼熟的，再一看“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云云，哎呀，一拍脑袋，把脑浆都拍出来了，人也一下子灵醒了许多，不就是XINTIAN反复唠叨的那个何伟么。这出版社也是多事，不用此人颇享盛誉的中文名字：何伟，却在页头上煞是洋乎地印着“【美】彼得。海斯勒”。愚不可及呀。

写的很老实的一本书。英美系的写法。资料特别详实，细节特别充分，到了堪称密集的地步。对典型性瞬间的扑捉非常的到位。兼有零星的讥讽借以拉开作者和文本的间距--这也是英美一系的惯技。。。残缺的地方是很难见到作者本身的才性。小刺激不断，但欠缺高潮。

我不知道是不是题材本身的缘故…

这是一本老书了《两百年的孤独---马尔克斯谈创作》，199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我也是看见了才突然觉得有意思。想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云南这个偏僻的省份，再加上后来的海南---这个大陆的离岛，在中国大陆文学出版的版图上，却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心，云南出版的《大家》，海南的《天涯》，都是很有意思的。当文学在时代的偏移中失去了它的固有的角色和地位，犹如没落的老戏子一般，找不到舞台，却在“外省”得以传承和复活。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外省”的迟钝，倒是意味着“外省”的固执和坚守。那种源于边城僻壤的偏狭以致促狭，顽固以致顽强，坚执以致坚定，都复杂的纠结在一起，而其结果，则是为文学本身，又续延了一段的香火。

这本老书也是去年回国的时候带过来的。闲时翻翻，消磨一下时光，（用一种算是别有洞天的说法是：“可以发发呆‘）。在这本书里，马尔克斯两次讲到写作过程中的“手冷”与“手热”，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有些说法是这样的，他道出了你朦朦胧胧的昏暗感触，它把这点蒙昧的触觉放大了，也明确了，这就是所谓的“道人所未能道”。也只有个中…

中午坐在火车上，一边翻这本杨绛的《杂忆与杂写》，一边用眼睛瞄着邻座的女孩儿用IPAD打麻将，一边瞄着前排的小伙用IPHONE4S玩愤怒的小鸟，一边自惭形秽地摸着张大春的《小说稗类》的封皮，一边自我安慰着精神贵族日渐没落的虚荣心。。。。遗老遗少恍如隔世的遗弃感失落感代沟感，茫然而又油然的滋生出来。即便是KINOKUNIYA书店卖相挺括的蓝色手袋，也不能烘抬出几册薄书的身价。颇有几分庸俗地，我开始计算起这几册书的价钱来。我在想，愤怒的小鸟在APPSTORE里,也不过$5。99就可以下载个全套吧。我就这么轻蔑地，从鼻孔里喷出气来。同时，也在座位上端了端，把《杂忆和杂写》翻开。

看杨绛的《杂忆和杂写》，"思绪“纷沓，且从容地来回穿越手中的黄卷而最终随着车窗外倒行的风物飘向远处。在火车上，我只读完其中的一篇《赵佩荣和强英雄》，读完觉得写的真好。当然，这个”真好“是我能看出来的”真好“，也就是说，这个”真好“就像一件华美的红袍，刺眼醒目，但我依然能透过帛丝锦缎细小的折痕看见花纹背后细密的针脚，我依然看见了那只无形的手，一句话，我还是认为这样的”真好“，是露了痕…

我是读了孙甘露的《像奈保尔那样谈论奈保尔》，才决定买了奈保尔的《作家看人》。孙甘露对奈保尔这本书的评价是：“这部猛一看东拉西扯的书，紧密的令人窒息。”

我呢，前面说了，在这本东拉西扯的书里，实在是没看出东拉西扯以外的“紧密”，我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看这本书，看来看去，看见的也是支离破碎的零散，看来看去，看见的也是丛林里旁逸斜出的分叉小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飞溅的浪花而觉着琐碎和无趣，终究却忘记了大海惊心动魄的美。。。。好在有甘露的这篇，为我们做向导，为我们撇去浪花。我就全然跟随着这篇《像奈保尔那样谈论奈保尔》，来想象着像孙甘露那样谈论奈保尔。话说在头里了，这篇二手的文字会谈到奈保尔，但他的源头却不在奈保尔那里。

（好在我们写字，从来都不是在单单谈论作家，而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谈论文学，来谈论人。）

沃尔科特是和奈波尔同属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的一位大诗人。

沃尔科特的诗句：“暮色中划船回家的渔民意识不到他们穿越的静寂。”…

吃饱了撑的，随便说两句，说完就去散步。

前两天翻得一本小书，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奈保尔尽管得诺贝尔奖多年，手头也有几本他的长篇，但一直都没怎么关注这个特立尼达的印度裔作家-----当然后来算是移民英国，身份就更加的多重，这里先按下不表。后来看了孙甘露写的一篇相当玄虚的文字，介绍奈保尔的《作家看人》，评价相当那个，就说是很推崇。孙甘露的眼力我还是信的。去年回国，就从当当上邮购了一本，然后中国国庆期间，就拿了这本小册子，作为游览间隙的卧读本。看下来的结果是-----要说我还是读的挺认真的，临行前，还特意在书里夹了一支铅笔，准备划划下划线兼做眉批之类------结果呢，不知所云。云里雾里，大脑缺血。总之，没看出什么好来。或者说，在看出好来之前，就已经疲劳了。这就放下了。后来这本书也带到了悉尼。还摆在书架上，弃妇一般，默默地接受着我偶尔的注目礼。

但还是不死心。原因还在那里：甘露的眼力我还是信的。原因未消失，心就不会死。走之前，又从当当上订了一本他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这本书16开本，共217页，精装本，王志勇的翻译，…

早上说到时间性的艺术，中午送闺女去上钢琴课，完了想着要去HURSVILLE的中药铺买点公丁香和白木耳，出了WESTFEILD的大门，往FOREST…

有着生活质感的戏剧性。昨天在写谈小说（之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这样一个定语：有着生活质感的戏剧性。而且写这一句的时候，倒还是反复的斟酌了一下，并非仅凭语感信马由缰的跑马，“跑”出来的这么一个断语。就说是“走大脑”后说出来的这么一句话。

谈到戏剧性，似乎是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文学或者小说或者电影甚至也包括音乐，凡是叙事性的艺术----我把它们统称为时间性的艺术，与之对照的是绘画，建筑，雕塑，包括各种视觉艺术，则基本上是空间的，确切地说电影介于两者之间，而偏于叙事----这些叙事性的艺术没了戏剧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当然有的写得很先锋也很深沉的作家，他们是不这样认为的。

小说是伟大的谎言，文学是有说服力的编造，是有生活质感的戏剧性。略萨在谈到小说的说服力时说：“小说的说服力（在于）：缩短小说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抹去二者界线的同时，努力让读者体验那些谎言，仿佛那些谎言就是永恒的真理，那些幻想就是对现实最坚实、可靠的描写。这就是伟大小说所犯下的最大的欺骗行为：让我们相信世界就如同作品中讲述的那样，仿佛虚构并非虚构，仿佛虚构不是一个被沉重…

汪曾祺晚年的小说，写的淡而又淡，淡至无味，近乎扯淡。他的夫子自道是这样的：

“。。。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

我读到这段话是经过林斤澜的转述。上午下午各得一个小时的空闲，圈在藤椅里读林的《矮凳桥下的时光》，读到这篇谈小说的文章。其间还有汪曾祺的一些宏论，比方说：“。。。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比方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等等。

不知道汪是怎么写小说的。汪的散文读了不少，倒基本上都是偏于叙事的。---顺便说两句题外话：觉得好的散文一定得是叙事的，越老越觉得抒情的空洞，以及用散文抒情的累赘----这些还是让给诗歌吧，那种语言冲刺的快感，是多么的适于苦恋，殉情，和内心深处那一声怅惘的“啊！”。另一方面，觉得如果自身经…

同性婚姻合法化，最近在澳洲“甚嚣尘上”，惹得那天HANNA的老公拉我在一边，严肃地谈了半天。我原来对这个议题比较懵懂，那意思是说无所谓。可不知道为什么，听菲律普这么一说，把我整得也“好严肃好严肃”，并且相约，这次州选举，一定要把票投给基督教的那个小党。原因是现在新州的几个大党，也都有这样的意思，让同性婚姻合法化。

关于同性恋这个东西，我作为知名的人本主义者，一直的态度都比较暧昧。也大概因为这种暧昧的态度，也常有“圈内的”把我引为同道。关于类似的误解误读，我的基本态度也是无所谓。

刚好前两天看了一个关于这个议题的片子：《海南鸡饭》。又勾起我说话的意愿，想谈谈这个。

《海南鸡饭》，张艾嘉主演的一个新加坡的片子---我本是冲着海南和鸡饭去的，却没想到撸了一手的鸭毛。故事大概情节是这样的：“被丈夫抛弃的单身母亲珍独自养大了三个儿子，她在新加坡开了一家餐馆其主打菜是用祖传秘方调制的海南鸡饭，餐馆生意不错，珍很欣慰。但是珍平静的生活却因为儿子打破了，老大丹尼和哈里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这对幻想儿孙满堂的珍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为此她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小儿子…

下午难得清闲，躺在沙发上，一个人静静地看这个片子。

一部关于上海的片子。影调故意调的很灰，灰的发青，彩色也彩得很勉强，有点黑白老照片的意思。说到上海，似乎是一定要怀旧的，一怀旧，调子就得往发灰发青的那个方向上靠。其实也是挺俗套的一个选择。类似的“匠心”还是太常见。---我是想你要把上海拍出来，艳的像朵牡丹花，那倒真要有意思了。

整个片子还能看。没有睡着。片子也剪得没什么“花头”。有些跳接也是这一代电影老青年的惯例---向戈达尔致敬什么的。学到的都是戈达尔的形式，而没学到戈达尔的革命。没事儿就向新浪潮致敬，自己倒随波逐流的蛮安逸。我现在是愈发觉得，70后这拨老青年艺术工作者，是在前后左右中，最没出息的一代。不只是说别人，我自己也很自卑。既然这波人已经在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就无法避免的成为艺术中最庸俗的一块。

回到《海上传奇》这个片子。它的基本剪辑的结构，就是采访加音画。采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大概挑的都是自以为有趣的段落，互相之间没有干系----这又讨巧了：符合了上海的某种伪蓝调的所谓“腔调”。。。。“上海是一座有腔调的城市。”--…

“梵文诗。。。也有它的弱点：形式主义，喜好无益的错综复杂，重复，以及有软弱的倾向。最后一点，在西方被视为一种缺点。古代修辞学家警告诗人和演说家，不要运用太过雕琢与矫饰的风格，他们称之为亚洲式（ASIATIC)。。。十三世纪胜天的名诗《牧牛之歌》。。。也是过度的美学形式主义：受到严格规矩的艺术所左右的情诗。激情变成了芭蕾。”

“激情变成了芭蕾”，在帕斯的语义里，明显可以听得出来有几分无奈之感。或说鄙视也无妨。

“芭蕾”僵硬的舞姿无疑是对激情的全面消解。基于“训练”的舞步，永远赶不上天马行空时的轻轻一跃。笔触接物即化还有随风而逝的那几点散墨，浸入故纸纤细未灭的草节。就这么的消失了。。。消失了！字要飞起来可比子弹要飞得远。字要打着人，可比子弹要打的狠！还有四小天鹅那整齐划一的锥子步，相比之下，简直就是目不忍睹的团体操阿里郎。简直就是四条光腿在地里玩了命的刨土。简直就是插在旱地上的四根大葱。还有那可怜的旋转，像熊猫对竹子的搂抱，亚洲象的杂耍表演以及骆驼试图穿越针眼。还有那夸张的高弹腿，甚至也一并降低了欲望的高度！

 …

现代的起源----118页：
“现代是由宗教改革开始的：它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自由地审察，也就是：批判。由英国引进印度的基督教本身有一项要素：自由诠释圣经。”

国家主义----144页：
“国家主义不是一个快乐的神袛：它是嗜血的火神摩洛克。。。国家主义之所以会走火入魔，是源于它的信徒对同构性的狂热：所有人都是单一信仰及使用单一语言者。”

民主----148页：
“当然，民主并不是可治百病以及保障社会公义的万灵丹，也不是一种用来加速经济发展的措施，不过它可以确保发展不会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它不是刺激生产的手段，而是为这个可怕的世界引进一点公义的工具。”

历史上常有没用的圣人，如孔丘；和无德的枭雄---这个就太多了。仿佛既为圣，就无法为雄，二者在人格气质和道德标准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立的。而甘地则是一个奇迹，被成为圣雄。既有臻于完人的人格境界，又有在恶者的世界里称雄的政治实践力。这个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大的异数。

泰戈尔则是印度近代史上的另一个闻人。被成为诗哲。看来在印度这个社会里，做诗人也好，做政治家也罢，没有一点灵魂生活，或者说，没有一点灵魂的高度，是混不下去的。诗人得是诗哲，英雄得是圣雄---高贵深邃的精神世界把这片燥热多雨的南亚次大陆，从塌陷的地壳深处抬起来，以致高出了海平面。

年轻的时候不喜泰戈尔的诗。也许是由于赝品众多，模仿者众多，因而也看不出真品的稀奇来。就觉得诗意平淡，不够奇崛，说诗有点勉强，应该算做散文或者散文诗。我这人读书，如果读不出“奇”，就很难感受到其间的“美”，对人间俗丽的“美”，也是一直抱着轻视的态度。也因为这种轻视，就容易熟视无睹。这是要命的。这也是一种自视甚高，其实还是另一种精神上的浅薄。人类美好的心愿抑或只是“心香一瓣”也不容轻…

甘地这个人物，在印象里，基本上是一个类似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甘地传》，慢慢的，居然也就淡忘了，记不下来一点实质性的内容，就隐约知道那形象是有点像达摩的，其行止，故事和传奇，更像是源于《山海经》。。。

读帕斯的《印度札记》，才仿佛又把甘地从怪力鬼神的古代拉回来，这个人，尽管为圣，其事迹却并不久远：

“这种将宗教与政治，苦行主义与实用主义等相互对立的特质巧妙融合的过人能力，只是使甘地与众不同的才具之一。他是个传统的印度教徒，不过也是个受过西方思潮洗礼的人。。。。他的政治行动不是构建在印度教传统上，而是筑基于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之上；他的社会改革理念比较接近提倡无政府主义的克鲁鲍特金，而不是印度神话中人类祖先及制定法典的摩奴；在他的消极抵抗理念的背后是梭罗的不合作主义。他出身于信奉毗湿奴的家庭。。。但他读的《薄伽梵歌》是阿诺德爵士的英译本。。。”

似乎只有把甘地和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和梭罗联系起来，才让这个不世出的圣人有了一点人间的血气。

克鲁鲍特金这个人，基…

从帕斯这里读到的关于“种姓”的说法，有这么几条：

1。种姓的划分依据在宗教（圣洁与不洁）上，而非财富。

“种姓也是印度教阶级制度的一部分，不过它们的次序基础既不是权势也不是财富，而是一种宗教观念。种姓和其他与宗教相关的事情一样，也有圣洁与不洁之分。”（70页）

2。种姓有社会政治经济职能。

“种姓。。。是由具备自治功能的议会领导的团体。除了这种处理内部事务的政治自治之外，也必须加上经济功能。种姓是同舟共济的社会。它们不只是合作，像我们一样，同时也是休戚相关的团体，真正的同甘共苦。每个成员几乎都可以获得同一种姓其他成员的帮助。再者，同一个种姓的成员间的关系也是家族性的。”

“这种复杂的关系沿两个主轴运转。第一个是行业与职业：有珠宝商，木匠，织工的种姓，甚至还有小偷的种姓。另一个主轴是地域：每个种姓都根植于某个地方。”（71页）…

1963年，帕斯在印度收到来自布鲁塞尔的电报，通知他获得诺克祖特国际诗奖。那一年帕斯年届50，在文坛上名声平平。身份还是个外交官。---外交官这个职业，在近现代出了很多文学大家，就我记忆所限，至少还有聂鲁达和米沃什。大约是游历扩展了人的视野，而多种文化背景的随机转换，也使人更容易避免那种浅薄的自大：我是指那种在单一文化背景的浸润下特别容易产生的那种“骄傲”和“自豪”，干脆说了，就是“愚昧”。生命的厚度和人的谦卑程度成正比。唯其卑，方可成其大。身边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自卑的人比起一个骄傲的人而言，那心思就是要来得细密深邃。他生命的向度和可能性要复杂的多。游历，谦卑和内省，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籍籍无名的琐碎一日，放大成一句诗，一段话，一个短篇以致于一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灵魂在自卑中长高长成。书页的厚度就是这样舔舐着郁闷的伤口，一页一页的加上去的。。。。扯远了。快成扯淡了。

回过头来说帕斯。帕斯接到电报后，基本反应是“矫情”。他是这么写的：“这则讯息令我不知所措。我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写诗。。。对我来说，诗一直是一种秘密信仰，在不受世人的注视下为之…

28页，帕斯记录了一则寓言：

“在经历了圣书上所预言的末日战争后，有两个人出现在遍野尸骸与断垣残壁间，他们是仅有的幸存者。其中一个是印度教徒，是吠檀多派的信徒；另一个则是托马斯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一见面就争论不休。基督徒说：世界是个意外；它是由神圣的FIAT LUX(拉丁文---LET THERE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