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贝贝
说起杜贝贝的故事,我心中总是闪过一阵一阵的痛。在时间的河里,我尝试着看清生活背后的真相,却总是像对着一面铜镜观看,一切都模糊不清。
杜贝贝曾经是个意气风发的英俊少年,脑门上总落下来一绺漂亮的卷发,笑起来的时候,一副天真无邪的纯真淘气模样。我们在同一所纺织厂子弟学校读书。小学五六年纪,小丫头片子情窦初开,经常喜欢扎堆儿议论哪个男生最有魅力,杜贝贝的名字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这样广受欢迎,不只是因为那副灿烂无邪的杀手笑容,还由于杜贝贝父母都是纺织厂的高级干部,家庭阔绰,比起我们穿着土的掉渣,经常和兄弟姊妹互换衣服穿的的工人子女,杜贝贝那些来自南方沿海城市的时尚衣着,很让我们眼热。不仅如此,杜贝贝还踢一脚的好球。每年春秋季的足球赛上,他顶着一头漂亮的卷发,身姿敏捷,盘球过人,每每进球之后,还学英超球员的姿势,张开双臂环场奔跑,象一只轻盈灵活的鹿,美的颤动了很多女孩子的小小芳心。
这样一位俊朗人儿,在初中一年级分班之后,成为了我的同桌。起初,我经常美得抿嘴乐,还不能显的太高兴,女孩子要矜持些嘛。我是班长,喜欢拿架子做严肃状,而杜贝贝似乎更喜欢温柔型的女生,只是在要抄我作业的时候,跟我套套近乎,时间久了,我心里真是有些失落。那位眼睛黑黑的温柔女生坐在我们前排,上课时回头浅浅一笑,我同桌马上魂游天外了。上英文课的时候,学到“Baby"这个单词,我悄悄地对温柔女生说,贝贝笑起来就象一个天真的Baby一样,下课时,温柔女生就给我同桌起了个绰号,贝贝。我那傻同桌特喜欢这个绰号,仿佛是拿到了温柔女生爱的信物一般,这样杜贝贝从此代替了他的大名,我那时无师自通的深刻理解了什么叫"冠名权”。
杜贝贝对我没有触电感觉,却渐渐的信任了我,拿我当他的知心朋友。一天,他神秘兮兮的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递给温柔女生。我竭力掩饰住心中打翻的五味瓶,把信悄悄地塞给了温柔。温柔看了信,又惊又喜,思量几番,把信瓤儿撕碎了,填回到信封里,让我拿回给贝贝。我拿着被撕碎的信,一股子愤怒填满了胸腔,似乎撕碎的是我写给别人的情书。垂头丧气的把信拿回给同桌,他头抵着课桌,痛苦难当,我猜那大概就是所谓的心碎吧。事后,我对同桌拿出人生师长的态度,进行了一番谆谆教导,指出学业在目前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日后要考名牌大学的远大目标等等,他头点的跟小鸡啄米似的。这样因为情书事件,我们的友情增进不少。
时间如水,我们同桌六年。到了高三,分了文理班,他数理化不好,选了文科。我虽然喜欢文科,但相信了那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进了理科。高中班主任很不欣赏杜贝贝吊儿郎当的公子哥儿风格,经常找他的茬。文科班有个女生,嘴巴不太闲着。一个阳光的周五下午,我在文科班跟人聊天,看见杜贝贝怒气冲冲地走进来,径直走到那女生面前,嚷道“你说我什么了”,那女生吓得趴在桌子上不敢抬头。杜贝贝举脚就踹,我站在阳光的影子里,看见他一脚一脚地踹那女生的胳膊和下腹,不知道到为什么,那若有若无的一点点暗恋的情愫,就在那个下午烟消云散了。我的家庭常有暴力,往往,那施暴者似乎生活在散不开的阴郁里。我对贝贝有些担心,好像看见了他也要生活在那样的阴郁里。
我们依然是很好的朋友。我常到他家去串门,帮他补数学。他有个哥哥,彼时已经结婚了。虽然那个时候,纺织厂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效益已经大大不如前,但他父母在厂里的地位依然牢固。他父母气质不错,尤其是他母亲,身材挺拔,神采奕奕。每次出他家门时,他母亲总会温柔的笑着说,下次再来。
我们都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他到了黑龙江学法律,我到了北京学计算机。即使分隔两地,我们的友谊也不间断。每年寒暑假的时候,他都会到北京转火车,顺便来看看我。我家经济困难,不得不利用寒暑假打工,挣下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写信给我的时候,除了他和新女友的照片,还总夹上几张十元人民币。一年冬天,他来看我,住在学校附近很便宜的旅馆里。早上,我去叫他起床,他的靴子拉链坏了,半天穿不好。冬天的早晨,我拎着一只男式靴子,在街上找人修。天很冷,我心里很幸福,像是在为自己的兄弟修靴子一样。靴子修好了,我们像一对小朋友,拉着手走过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走过了冰封湖面的昆明湖,走过了首都体育馆,走过了人民大学,走过了当代商城,走过了麦当劳。他为我买了份我这一生第一份麦当劳套餐。在宽阔明亮的餐厅里,我开心的像个小孩子。他伸过手来,拂开我散落在眼睛上的刘海儿,说:傻样儿。我看见了他眼睛里那深深的温暖和怜悯。
大学毕业后,我跟随着大学里认识的恋人到了南方的安静小城昆明。杜贝贝则要意气风发要闯一番事业,到了金钱滚滚的改革前沿阵线--深圳。 一年,除了不多的几个电话,我们没有什么联系。
2000年的一天,接到了贝贝的电话,声音虚弱。他得了致命的肾衰竭,需要手术。我拿着电话,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想要急切地为他做些什么,却发现我什么也不能做。我正在和另一位朋友创业,几个月找不到一个客户,手头上一穷二白。换肾手术费需要十万左右,还要等合适的肾源。他每天还在坚持上班,帮人做销售,为了一个月七千块的透析费。那时,他父母所在的毛纺织厂已经倒闭,夫妻两个人都已经从西北我们那个小城赶到了深圳。他那位娴静的母亲是会计出身,已经在深圳开始帮人做些财务方面的事情,兼顾照料他的身体。他父亲学会了开车,在深圳开出租。夫妻两个人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现在为了儿子那巨额的治疗费和手术费拼命打工,他母亲一夜间白了头。巨大的无力感攫住了我的心,命运的无常让我感到人的渺小。我不敢想象曾经意气风发的杜贝贝,在掉光了头发以后是如何的景象,不敢想象那曾经灿烂活泼的笑容现在是如何的枯萎,不敢想象那球场上驰骋的勃勃英姿在病榻上无法辗转,我甚至不敢去看看他。夜晚,我盯着空白的天花板,贝贝所有的影像在我面前一一滑过。他曾经是那么的幸福啊,上帝怎么会把这样的残酷加给这样可爱的男孩子。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圣经如此说。
半年后,我打他电话时,他手术已经完成了,但是排斥反应很严重,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母亲接过电话,说他公司老板无偿资助了他的手术费,手术后的药费还是很昂贵,他们一家决定回到西北的家乡去休养。我说一定回去看他,他母亲笑着说欢迎你来。
一年后,我到了他家的门口。他开了门,四目相对,他脸部变形很严重,漂亮的卷发没有了,一头短短的头发茬。他还是温暖的笑着,说我还没死呢。他父亲给我倒水,几年不见,已经满头花白。我笑着说,真好,一切都过去了。我环顾一圈,不见他母亲。问道,阿姨呢?他目光黯淡下来,说,去了。我惊道,怎么会?什么时候的事?他牙关咬得紧紧的,空气渐渐凝结成了冰。原来,贝贝那位娴静挺拔的母亲,在回家乡的前一天,想为他哥哥的孩子买件衣服。刚出门,一辆高速驰过的摩托将她撞翻在地,肇事者逃逸了,他母亲当场气绝身亡。跟着贝贝父子两个人一起回来的是这位爱子如命母亲的骨灰盒。
我哽咽无语,神啊,为什么会这样?临走,我把手头有的钱留给他,我知道,这点钱也许只够他三个月的药钱。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再过了几年。我回去看他。晚上,他约我喝茶。他现在帮这个城市大大小小的酒吧提供啤酒,认识了很多欢场上的朋友。我们去了一间他客户的茶屋。进了茶屋,灯光调的很暗,暗粉的灯光打在一个一个小包间上,很暧昧很风尘的感觉。坐在包间里,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个暧昧的包间居然就是容纳我朋友所有伤心事的地方。
我告诉他我现在信耶稣,他半晌没话,然后说:你的上帝为什幺要这样惩罚我?
我木头木脑地喏嚅着,我不知道,无法解释。
他眼里渐渐流出泪来,说,如果我有罪,上帝怎样处置我都可以,为什么要夺去我妈妈?上帝不是爱么?我得这场病,再怎么痛也是我自己身上疼。但我妈妈这一去,我每次想起来都是揪心扯肺的疼。
我无语。
他说,我父亲在我母亲死后,也是一夜白了头。我嫂子嫌弃我,因为我每个月的药钱是我哥的一大笔负担,和我父亲打了一架之后,她和我哥搬出去住了。我父亲七十岁了呀,她,她怎么能打我父亲?
他哽咽了。
我无语,泪水浸湿了脸颊。
他说,我很想信上帝,但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的磨难?为什么呀?我成了所有人的负担,我不想有人可怜我。我现在跟人做生意,从来不会提及自己的病。人一旦变的可怜,就成了他人的包袱。我现在病发作,很疼的时候,不想让人听见我吭一声。
我说,你非常坚强。人世间的磨难很多很多,很多的磨难是人自己的罪造成的。
他说,难道我的病是我的罪造成的?
我说,不,不是。我是指你母亲的去世,不是说你的病。神太大了,大的超过我们的想象,神的旨意不是我们能领会的。神造天地,风雨雷电,人和百兽,神造宇宙万物,人在神面前岂不是渺小的象大海中的一滴水么,怎么能知道神的行为方式呢?我们又怎么能解释为什么要有这些无缘无故的苦难呢?
他说,神如果不能解决人的苦难,那为什么要信神呢?
我说,苦难是参不透的,信神,是为了给我们力量承担和穿越苦难。
他说,那我要不信神呢?
我说,那……可以让我为你向神祷告吗?
我拉起了他的手,在这“暧昧”的小包间里,我为我亲爱的朋友向神祷告:亲爱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您是天地间全知全能的神,您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主,你要出手拯救一切急切需要你的人,要用你在十字架上汩汩流下的血洗清我们的污秽,你要擦去我们的眼泪,这世界上不再有哀号,不再有痛苦。主,请你亲自触摸我朋友贝贝饱受创伤的心,温柔地对他说话,抚慰他的痛,抚平他的忧伤。主啊,求你稳妥照顾他那位慈爱的母亲,那位为儿女献上一切的母亲,让她在天国有平安。孩子不知道为何贝贝承受了这样无缘无故的苦难,孩子要求你安稳带他渡过所有的风暴,只有您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避风港。求您保守我们的心,苦难里还有平安。阿门。
祷告完,我抬起头,暗粉的灯光打在贝贝的脸上,一片晶莹。
隔壁隐隐传来酒客的狎昵调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