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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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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墓地回来，我到屋顶的阁楼上找到爷爷那张传奇的大锯。大锯有两米长，锯片已经锈迹斑斑，木柄还好，抹去灰尘，乌黑油亮，透出被辛劳的岁月磨得光滑了的榨木的品质。用手指轻轻弹了弹锯片，发出清脆的“嗡”的一声，像是对这突然的造访亲切的回应。嗡嗡声没有立即消失，而是朝窗外远远地飞去，使得阳光下的轻尘在这嗡嗡声中不住地颤动。

爷爷去世已经17年了，自从他去世之后，这大锯就在这里积了17年的灰尘。甚至已经没有人再会想起有过这样一位著名的木匠。所有记得“宏儿木匠”的人，都不在了。宏儿是爷爷的小名，同守是他的大名。我只知道他是爷爷。奶奶喊他林儿爸，林儿是我伯父的小名。二爷爷、二奶奶还有他那一辈的，叫他木匠。自从那次震动周围七八个村落的比试之后，人们就都叫他木匠。木匠就是他，他就是木匠。不用再冠以姓氏或者别号。

事实上，爷爷从1958年起，就不是木匠了，就没有做过一天的木匠活。其他的农活，他也不做，那一年，他才47岁，他就下定决心洗手不干了，从此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人。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所有的一切，都充公。田地、牲畜、家具，甚至屋周围长的银杏树，也要移植到公路的边上，属于全人类。现在老家门前的那棵银杏树，当时也被移了去。这棵银杏树还是爷爷学徒的时候，从做活的主人家移过来的。也许是因为记录了他一段年轻的岁月，他对它一直呵护。每年过年，都要在它的树干上贴上一张“福”字，希望它有一天能长成参天大树。是的，现在它的树枝已经越过村里最高的屋脊，它的浓阴也足以庇护所有的家人。可是爷爷已经不在了。1958年的秋天，生产队派的两个人，带了绳子，带着锹，要来挖了它栽到很远的公路的边上。爷爷阻止了他们。他说，你们不会挖，你们会把它弄死。我来吧。我挖好了，陪你们去，我跟你们一起把它栽好。这棵银杏树，和邻居们屋前屋后的树一起，就这样站到了尘土飞扬的陌生的公路边上。1962年，风潮过了，人们又纷纷赶到公路边上，把自家的树挖了回来。挖回来的树死了一半。爷爷也去了，把它又移了回来。这时候，父亲已经18岁，是他跟着爷爷去抬的。树出去了三年，瘦了一圈。之后，又花了三十年，它才重又变得茁壮。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公社化让爷爷失去了努力的方向。他辛苦挣得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都跟他没有了关系。于是，他再也不肯参加集体劳动。村里的干部几次要派人用绳子来捆了他去做活，因为他曾经的木匠的名声，终于还是由了他。只是不分给他口粮，让他饿去。一家人每顿省一碗照得见影子的大麦粥给他。他只吃一碗，吃完了，就在墙角的小凳子上坐下来，找一块小木块，用小刀小凿刻“醉八仙”。

在我小的时候，还从他的工具箱里找到一个倒骑着毛驴招着手呵呵笑的张果老，当成宝贝藏着。我让爷爷再刻几个，本是有求必应的他，却不理我。

爷爷曾经有过什么梦呢？我问过父亲。父亲也不知道。母亲说，他还有什么梦，他就是懒。早饭都是坐在床上吃的。父亲说，他不是懒，你们都没看过他干活的样子。他是能吃苦的。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去人家做木工，晚上到地里干活。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他一个人，养活了我们一大家。你奶奶、你伯父、我，还有三个姑妈，都是靠他一个人。

不是的，奶奶不要他养。我说。

你不知道，奶奶从嫁过来，就病病歪歪，做不了活。一家人，就是靠他。

我不相信。因为我认为奶奶是天底下最勤劳的一个人。我所看到的奶奶，每天给爷爷烧饭烧菜，碗端给他，筷子都要递到他手上。要说是奶奶养活爷爷，我倒相信。

我记得奶奶。奶奶在我10岁的时候去世的。我站在屋前的银杏树的底下，人们用长长的竹匾抬了她回来。父亲跟有后面哭。奶奶放在堂屋里的一张床上，我坐在她的旁边，看着她。她喘息着，说不出话。爷爷坐在她的脚旁边，焐着她冰冷的脚。慢慢地，她停止了呼吸，而爷爷还是一动不动，抱着她的脚，放在怀里焐。

30年过去，只要想起奶奶，就觉得温暖和幸福。奶奶总是在笑，一点不在意满嘴的牙全掉了。满脸的皱纹里都是笑意。她要我骂爷爷，骂他老糊涂。我就骂爷爷。爷爷听了也笑，一点不在意。奶奶高兴得咯咯直笑。我和弟弟都护着奶奶，不帮爷爷，奶奶叫做什么就什么。奶奶常常坐在太阳底下，拔下发髻上的一根银簪，放下斑白的头发，用一把缺了好多齿的木梳慢慢地梳，一边跟我讲爷爷事。我坐不住，听不长，听一会儿，就跑了，拔一根草，捅我们家茅屋土墙上的小洞，小洞里住着野蜂。奶奶就说：“小乖乖，不能捣了，再捣，房子就被你捣塌了。”

房子还是爷爷年轻时盖的。我们一家在泥土墙茅草顶的房子里住了四十年，到我十多岁了，父亲才翻盖成了砖瓦的平房。四十多年前，盖这房子，也是不得了的事。那时，连房基地也没有，要用“袁大头”银圆买。那时爷爷手艺好，周围的人家都来请他。他忙不过来。每天跟徒弟抬着这大锯来来去去。大锯一直挂在这堂屋的墙壁上。到我18岁了，离家远行的时候，还挂着。

大锯是个极有意义的象征。那是爷爷一生最风光最得意的时候。他天天有活儿做，人人夸他的手艺好。

嗯，也许，这就是他一生所在意的？所追求的？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有尊严的木匠？连木匠也当不成了，他就什么也不做了。他就觉得没有意义了。

我听奶奶说过，听父亲说过，也听爷爷自己说过，那时候，做一个木匠，真是相当的不容易。

爷爷18岁的时候，北边村子上，一个好手艺的叫做正新的木匠看中他，要收他做徒弟。然而爷爷的父亲不肯。他的父亲叫万里，性格刚烈，沉默寡言。他说，宁去登工，不学木匠。登工就是去给有地的人家当长工。因为学做木匠，一学就是三年，三年，就是给师傅家当长工，什么活都得替他干。木匠活计繁复难学，不是聪明伶俐的人，根本学不了。即便是学会了，置办全套的木匠工具，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原先，万里的家境还不至于贫寒到这个地步，可就是在爷爷出生的这一年，家里遭了一场大火，被烧得干干净净。1911年的冬天，爷爷才几个月，衣服都没来得及穿，万里用被子把他一裹，就冲了出来。

对于我的曾祖父，那个叫万里的人，我没有丝毫的记忆。他早在1946年就去世了。有印象的就是，爷爷每年的清明节，带我去他的坟墓上磕三个头。家里堂屋的一个叫做家主的长案上，供着一块写着他名字的牌位。牌位是小小的木刻的墓碑，表示祖先的灵魂驻足于此。清明节、冬至节、过年，和他们的忌日，都得跪拜。如今，这案几上，除了万里的牌位，又增加了爷爷和奶奶的。奶奶的牌位比较复杂。是她去世后，爷爷特地为她做的。他在牌位的外面，加了一个雕刻着图案的木套。这个木套是手艺荒了几十年的爷爷最后的作品，它花费了木匠整整一个月的光阴。我每天放学回来，都看到他坐在门口，凿着，刻着。这时候，他因为年轻时过度使用手臂，手已经有些发抖，胳膊也难抬动。

1929年，爷爷18岁，终于还是当了正新木匠的徒弟。是哑四太太作的主。这个决定，将影响爷爷的一生。

哑四太太对于我家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她嫁给了一个哑巴。哑巴排行第四，就叫哑四。她嫁过来之后，就叫哑四太太。哑巴早早就死了。无儿无女的哑四太太一个人过。哑四太太的家在我家的东北角，不远，几百米。她怕自己年纪大了，没人照应，就把嫡亲的妹妹蒋氏介绍过来，嫁给万里。蒋氏才17岁，身材好，出了名的漂亮，按理是不会嫁给已经30岁的万里的。只是因为娃娃亲的丈夫不到10岁便夭折了，就成了克夫的不祥之人。万里30岁了，已经是打光棍的年龄，所以他不在乎。哑四太太颇有田产，时常周济万里一家，哑四太太的话，是要听的。

爷爷学徒是一段可怕的经历。他的师傅正新虽说手艺好，可是带不到徒。他脾气暴躁，人人都怕他。爷爷才跟他一个月，因为刨一块木头，刨子没有磨快，用力往前推的时候，跳动了。正新顺手就把手里的一块木头砸了过来，砸在爷爷的手上，立时血流如注。爷爷跑回了家。正新新娶的女人性格贤惠，人也漂亮，几次过来劝说，爷爷又跟她回去。过了半年。这半年，少不了拳打脚踢。忽然又不知道什么事，惹得正新火起，他竟拎了手里的斧头，就朝爷爷扔了过来。爷爷避让不及，斧头砸在了头上，立刻一头一脸的血。爷爷逃回了家，哭着，说什么也不肯再来。然而，拜师时，纸上就写好，徒弟听任师傅打骂，打死不用偿命，必得做完三年。又是哑四太太出来说话，正新木匠也承诺不会再打，爷爷万般无奈，又回去跟他。

才学了一年半，谁知正新得了一病，卧床一月，竟死了。爷爷回到家来，既舒了一口气，也十分失落。手艺没有学成，这一年半的苦算是白捱了。正新木匠不在了，正新女人拿了些他的工具送给了爷爷。其余都算不得什么，只是一张大锯，却是不错，让爷爷感得十分满意。直到他八十多岁了，不做木匠也已经三十年，每到过年的时候，他还要拿下来，用布擦干净，再让我裁一条红纸，用毛笔写上“治木如神”四个字，贴在上面。

这张大锯是他最爱护的宝贝。他后来出门做活，无论去多远的人家，晚上，大锯是一定要带回来的。父亲说，大锯会显灵。大锯显灵是在爷爷如日中天的时候。

爷爷从正新家回来不久，北村的二木匠收他做徒。二木匠脾气好，却不怎么教他，让他跟在一位请来的帮手华师傅的后面。华师傅是一个奇人。识文断字，文质彬彬，不像一个木匠，可是手艺却又好得出奇。爷爷跟他后面的确学了不少绝活，而且，还识了许多字。《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都是跟他学的。跟了华师傅一年半，有一天，华师傅突然不告而别。

爷爷手艺已经学成，也便回家自立门户。时间不长，宏儿木匠的名头便闯了出来。接着就是成家立业。

奶奶是北新街人，本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只是父亲好赌，家产被败光，只好下嫁给了木匠爷爷。在我想来，奶奶年轻时一定是好看的，因为她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然而父亲说她年轻时就体弱多病，黄黄一张脸，只是在爷爷木匠活最红火的那阵子，身子才变得好些。到了1958年，没饭吃了，她把藏在地底下的一罐米挖出来，熬点米汤。米吃完了，又能变戏法般摘来树叶，挖到野菜。“不是她，家里必得有人饿死。”父亲说。奶奶想法照顾每个人，自己却饿出了病来。我记得，她常常坐在灶前的矮凳上，一只手捂着胃，一只手掀起褪了色的蓝围裙擦脸上的汗和眼里的泪。她从早上起床就围着这条破旧的围裙，一直到晚上睡觉，甚至过年也是这样。她为全家人做饭。她总能做出饭来。父亲说她是得胃癌死的：“送到医院，医生用手术刀划开一看，说不用看了，抬回家，烂得像豆腐渣。”

奶奶嫁过来的第二年，生了大伯庆林。爷爷做木工挣了钱，买了块宅基地，可是再也没钱盖房子了。打算把现在住的房子搬过来。搬房子并不难。先用木棒把房子的所有关节点支撑好，绑好，然后把土墙推翻了，只剩下屋架子与茅草的屋顶。爷爷的弟弟同元，拿了铜锣挨家挨户敲一遍，说：“抬——房子——”。全村的男人们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赶过来。数百人，在统一的号子声中抬起了房子，移到已经平整好的宅基地上。放好了，再在四周筑上厚厚的土墙。

打土墙要几天时间，不过，只要请两三个人就行了。要壮汉。先用两块木板夹住，在里面填上泥，泥是精选的。然后用长柄的榔头用力砸，直到把泥砸得结结实实了，再向上移木板，再填泥，再砸，够高度了，墙就好了。移过来的家，屋顶也要修。爷爷是木匠，修屋顶他是拿手的。屋梁是不用动的。梁是大木料，买不起。只能把破损了的椽子修补好。椽子上面盖的是芦席，芦席上面盖的是草。这样的屋子，麻雀是喜欢的。它们很方便地就在屋草里做了窝。由它去，没有人管它们。

爷爷是更努力了。几年下来，又在屋子的东面买了块土地，把屋子从两间加到四间。买地盖房，花的钱是可怕的。爷爷花去了没日没夜挣来的银元，还搭上了四亩地里几年的收成。然而新房落成后，他是满意的。他干劲十足。天不亮就出去，到天黑了，才回家。他的名声也是越来越响亮，成了方圆数十里最好的木匠。

爷爷的好手艺抢了周围七八个村庄木匠的活计。他们选出了最好的几个木匠，要跟爷爷比个高低。这是爷爷无法推辞的。

第一场是造水车。每个村庄都有水车。完全是《天工开物》里描画的那个样子。天旱的时候，从河里把水车到水田。造水车是个庞大的工程，可是不能请帮手，只可以让自己带的徒弟帮忙。爷爷只有一个徒弟。可是他很少教他。他说：“手艺教不出来，看各人的悟性。我教给他的，都是可以不教的。最好的，我会做，却教不出。他有悟性，一看就明白，他要能感觉得到。抡斧头的姿势还要教吗？可是抡对了，就对了。一斧子下去，就会恰到好处。”所以，徒弟，帮不上忙，只能做点粗活。爷爷单独做完了水车，只是比杨庄的杨四多了一天。爷爷输了。然而这输，只是输在当场。二十年之后，爷爷的水车还立在村后的小河边，而杨四的水车，早已散了架，不见踪影。可是，毕竟是输了。

第二场是造织布机。其实不叫“造”，叫“装机”。因为最体现本事的，是最后的组装。造织布机只能由一个人做。绝对不能两个人。成百上千的零件，如果两个人做，就乱了，就装不起来了。和爷爷对阵的是东边霍庄的蒋师傅。蒋师傅年轻，才三十岁，大冬天，干得兴起，竟脱了上衣，光着上身，多远就听到他发出嘿嘿的喊声。做零件整整做了六天，一架织布机，仅仅榫头就有360个。最隆重的是最后一天。两个织布机匠买了酒肉，捉了一只黑狗来，用绳子拴着脖子，牵在手上。只等装机仪式开始。

爷爷用斧头敲击着一块厚重的木板，口中唱道：“日月作梭兮光阴若线，机杼不断兮织出云锦。经天纬地兮，福泽无疆。绵绵不绝兮，子孙其昌——”这是师傅传下来的“歌子”。造房上屋梁时有“上梁”的“歌子”，做棺材有做棺材的“歌子”，“装织布机”有“装机”的“歌子”。蒋师傅没这么讲究，他挥着斧头，砰的一声敲下去，声音惊天动地，大喝一声：“发财！”再敲一声，又是一声大喝：“有福！”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跟着呐喊：“发财！有福！”呐喊声中，那牵来的黑狗“儿”的一声，被吊到了树上，一番挣扎后气断身亡。人们赶忙把预备好的一顶破草帽戴在它的头顶，祝它死后能投胎变人。它将在装好织布机后由众人享用。

爷爷的装机完全成了一种表演。大大小小，杂乱无章的木料，在他的手里一点点变成了织布机的机头，机身，机尾，机箱。没有多余的动作，没有太大的声响，只不过半天的时间，一架崭新的织布机竖在了眼前。“来来，机匠，试试。”织布机匠兴奋地坐了上去，一推一拉，一推一拉，织布机像有了生命，立即变得灵活生动。“好好好。”机匠连声夸赞。

人群涌过去。蒋师傅抬起头来望一望，一斧子朝一根木楔狠狠地砸下去，木楔呜的一声飞了出去，一直飞到百米开外。他叹口气，丢开斧头，蹲到晒场的边上，捧起一把水烟壶，呼噜呼噜地吸着。

比赛还要继续。这次是做牛车。做牛车对爷爷和芮师傅而言，都不是难事，轻车熟路。到当天的晚上，牛车就做好了。两个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完工。分不出高下。爷爷拎了两端装着车轮的木轴，像拎着一个硕大的哑铃，走到小河的边上，使劲一扔，扔到河里，说：“芮师傅，把你的也扔下水，我们明天早上再来看。”

第二天一早，河边上又挤满了看客。人们把这连着轴的车轮捞上岸。爷爷当场把轴从轮子上褪了下来。轴的一端是榫头，轮子中央是榫眼。榫头从榫眼里拔出来，干的，连一点水气都没有。可见榫头与榫眼合缝得多好。这样的牛车，结实耐用，十年也不会散架。

人群嗡的一声，炸开锅。芮师傅拎了他的车轮挤出人群，他没有褪下来当场验看。

从这天起，就没人再称呼爷爷的名字了，人们都喊他“木匠”。

就在这比赛结束的两个月之后，他每天挂在墙上的那张大锯发生了一件奇事。已经是夜深人静，墙壁上的大锯忽然嘣嘣几声响，像是有谁用手指敲过。全家人都被这响声惊醒，以为有什么东西掉了，碰到了。起床一看，什么也没有。时间不长，忽然有人来拍门，说昨晚有人死了，请爷爷去做棺材。周围几个村庄里，爷爷做的棺材最好。爷爷立即派伯父和父亲四处找帮手。碰到这样的事，必须一天之内做出棺材。而且，任何一个木匠，只要喊了，手里有再重要的活儿，都得放下，立即赶过去。他们也乐意去，因为能拿双份的工钱。况且，没多少工钱也要去，谁不去，谁的头上就可能降下莫名奇妙的灾祸。所以，做棺材是木匠们的头等大事。奇妙的是，从这之后，只要半夜里这大锯响了，不到一个时辰，必然有人来报信，有人老了，请他去做棺材。

“经常是半夜，大锯一响，我们就都起来。你奶奶做饭给你爷爷吃，我和你大伯做伴，去邻村给你爷爷找帮手。有时候半夜下着大雨，我们两个淋得浑身都湿透了，才把师傅找着。这样急急忙忙去找师傅是有原因的。因为穷人家的棺材，要五六个人做一天。富人家的，讲究了，要七八人做一天。必得当天做好。所以得请不少的师傅。去晚了，师傅们上人家做活了，请就不方便。而且时间耽搁不起。”对于大锯报信的事，父亲和伯父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因为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他们才一再向我重复。可我还是将信将疑，只是对于挂在家里的那张大锯，忽然有了一种惊惧之心。一般不敢怎么去动它。不只是我，家里谁也不怎么去动它。所以，即使是在爷爷去世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被完好地保留着，没有像爷爷其它的工具那样一件一件地毁坏与失落。

大锯不响，是在解放之后，慢慢集体化了，木工的活儿越来越少。即便是有人找，也是哪个生产队请去修修补补农具。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为了田地里能产出天文数字的粮食，说要深耕土地。有人发明了一种机械，叫“搅关”。“搅关”是用木料做的，像一个巨大磨盘般的东西。“圆磨盘”四周插上木棍，由人推着转动，“磨盘”转动的时候，一圈一圈拉动长长的粗粗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只有着巨大犁头的犁上。这样的犁是专门用来深耕土地的，牛是拉不动的，只能由人来推动这“搅关”拉。人们打着号子，前仆后继地推动着这搅关，犁深深地耕下去，都翻出了黄土。可是绳子和木棒吃不消，常常会断，木头做成的“搅关”也动不动会散架。爷爷在守在这“搅关”旁边，随时维修。

这样的木工闹剧，对于自视甚高的木匠爷爷是怎样的污辱！爷爷觉得这是他所见过的最为荒唐的事，装病，不去了。时间不长，人们没了饭吃，也就再也没有力气去推这个“搅关”。

接着就是要建“万头猪场”。必须在短时间内建成100间养猪的猪舍。年底前，上面就要来人检查。爷爷和我的伯爷庆林，还有另外两个村民，开始了日夜奋战。村里的杂树几乎被砍光。1958年，村子里的树，一部分移到公路边，一部分锯了给集体造农具，最后还剩下的，在这一次，终于被砍伐一空。整个村庄里，连一棵碗口粗的树也找不到了。爷爷受着逼迫砍树，内心十分的悲痛。“造孽！再等上几年，这些树都能有大用啊。”然而就是这样，木头还是不够。大队支书说，百间猪舍一定要安期完成。只要建起来，就是胜利。完不成，就是反革命。伯父怕当反革命，就想了个办法。四处找来向日葵杆子，当柱子和椽子。上面小心地铺上薄薄的茅草，远远看，俨然便是屋舍。很快，百间猪舍搭好了。大队支书十分满意，每人多奖励一斤大米。爷爷拎了米回来，长长叹口气，说：“树都没了，我也没事做了。”

万头猪场的百间猪舍，在检查团走后没几天，就倒了一大半。爷爷对伯父说：这是你盖的房子。

1958年之后，村庄里再也不需要木工了。没有人家需要一件新的家具。集队农庄，有时也需要人去修补家具，或者加固猪栏、牛栏，这对于爷爷来说，只是一些不入流的勾当。他不去。他闭门不出。不劳动的人，是不能允许的。生产队长几次拎了麻绳，带了人来，要捆了爷爷去田地里挖土、担粪。爷爷自己做了一支手杖，他才47岁，就拄起了手杖。其实到他80岁，也是健步如飞。几十年来，他总是这样，在前面快步而行，背着双手，手里就拖着这根手杖。在1960年、1961年，他就几次用他的这杆手杖指着来捆他的生产队长：“泗裁衣，你不用逼我。我是木匠。”我们乡里，把裁缝叫做“裁衣”。泗是“裁衣”的名字，泗的手艺不好。手艺不好的匠人，在爷爷面前，总有几份自卑。就像差生面对优生。泗就这样被爷爷喝退了。泗能做的，就是不给他一粒粮。

然而，爷爷早已想好了，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他关于通过自己双手而出人头地的理想已经破灭，他从此将与世隔绝。他只想做一个为人瞩目的木匠，他不想成为集体默默奉献的一员。

爷爷从此闭门不出。他也不再参加任何集体的劳动。他自己找了点杂树的木料，做了一把椅子。他每天起床后，就搬了椅子坐在屋门口的银杏树下，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一直坐到天黑。从47岁，到82岁，35年，大部分的时间，他就这样虚度了。

其后的30多年，也许，他就一直活在他从18岁到47岁的这30年当中。他常常跟我和弟弟讲他年轻时候的种种往事。然而我们并不关心。反来复去，就那么些事。往往，他刚一开口，弟弟就抢先把他要说的故事说了。他也笑起来。当我也18岁了，离家远行的时候，他已经变得沉默而平静。他把他用过的斧头、刨子给我，让我带走。而最初到无锡的时候，我就是带着他给我的这两样东西，举了个写着“木工”的牌子，蹲在路边，等路人请我做活。可是，我是怎样一个木工啊！我只见过这个叫木匠的爷爷做过两只小板凳。

1993年农历6月20日，我的爷爷，82岁的木匠同守无疾而终。作为长孙的我，不在他的身边。我在珠海，不知道为什么事，被关在吉大的派出所。

申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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