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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

    那时我刚到电视台当记者，和胖子、小丁还有后来的老郎，都有热切的新闻梦。胖子因为长得高而宽，像一头笨拙的狗熊，我们都喊他胖子。有一阵子我跟他搭档——一个扛摄像机，一个拿话筒。拿话筒的负责写稿子，扛机子的负责后期剪辑。不过后来发生了两件事，终于让我与他分道扬镳。
    那天下午，我们受指派，去参加一个单位的活动。全城来了七八家媒体，一一到一张桌子前签到。和往常一样，我没有签，悄悄绕过去。一般来说，签到时会拿到一个信封，里面有一份关于报道的材料和几百元钱。有的记者专门追逐这样的机会，我们叫赶场子。我和胖子有默契，只做记者，不赶场子。谁知这一回，胖子竟一反常态，跟着其他记者，在签到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工作人员递给他一只信封。他快活地接了过去。
    胖子没有像别人那样，悄悄把信封往裤子口袋里一塞，而是当场打开了。他从信封里抽出两张百元的票子，在手上抖一抖，故作惊讶地嚷道：“这什么玩意儿？”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前前后后的记者都怪异地看着他，工作人员也呆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胖子把钱塞到她的手上，说：“没必要，没必要。”说完拎着摄像机，旁若无人地往会场走去，走到我旁边时，还使劲地用他的胖手拍拍我的肩膀。
    我不赶场子，对别人，我也不去管。而胖子，他这是公开抵制了。恐怕记者这一行，他是干不长了。回去的路上，我对他说：“何必呢。”他看看我，一笑，小鼻子哼了一声。这让我很受伤，我知道他是在鄙视我没有勇气。
    我们解决此事的办法是，从此之后，只找那些没人会给钱的新闻去拍。然而在一个多月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
    市政府出了一个新举措，希望听到市民们的反映。也就是说，我们要到马路边上，拦几个行人，让他们说几句好话。这次是我扛摄像机，胖子采访。
    我们站在明故宫附近的一条马路边上。胖子努力了半天，终于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他把话筒递过去，很认真地问了问题。对方想了想，整理了一下表情，准备配合我们了。胖子突然暴发出一阵大笑。对方一愣，推了自行车，飞一般逃去。我扛着机子已经很累，发怒道：“胖子，你怎么回事？”胖子说：“我觉得，很荒谬。我忍不住，实在忍不住。”
    这样一来，我们可拍的新闻面就更窄了。我认为我已经无法再跟他搭档。于是，我们两个人都变成了单干。自己摄像，自己采访，自己写稿。
    那天早上，我领了摄像机，正准备出去采访。一个瘦高个的同事从我边上走过，跟我打招呼。我装作没听见。我知道他又是去赶场子。他不只自己去赶，有时候还带自己的女朋友去，而且会主动要好几份：我要给我们主任带一份；给司机一份。甚至有一次，他躲到厕所里，把带给他搭档的份子，抽出了一半。
    “站住！”突然一声大喝。我和瘦高个回头一看，胖子奔了过来。他一把夺过瘦高个手上的摄像机，同时把手上一个破旧的摄像机塞给他：“你赶场子要这么好的机子干嘛？啊？”瘦高个愣在原地至少有三分钟。一动不动。胖子扬长而去。这个受欺负的瘦高个，现在已经当了一个部门的主管。
胖子最严重的一次犯事，是在那年的12月24日。他的任务是找个最热闹的地方，拍点过平安夜的花絮。那是在一个教堂的前面，不知为了什么事，几个年轻人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胖子甚至情况也没有弄清楚，就打抱不平，跟警察推搡起来。结果是他怀抱着摄像机，被关到了派出所。直到第二天，才被电视台的领导领了回来。
    在这件事情之后，胖子还在电视台干了三四个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个午后，我已经离开了电视台，失业了，在解放路上一家叫“海林”的路边小店吃饭，忽然看到他斜挎了一只包，匆匆从门口走过。
    我喊他：“胖子，这么急，到哪去啊？”
    他停下来：“一个朋友，有急事，问我借7000块。有急事。”
    “你不是说，这钱准备结婚的么？”这是他在电视台工作了大半年的积蓄。
    胖子咧嘴笑着，用手擦擦额头上的汗，挥挥手，快步而去。
    不久之后，胖子也离开了电视台，改行开叉车。又过了半年，听说他结婚了，没有办婚宴。我在QQ上问他：那人借的钱还你了没？他露了一个笑脸，回答说：“钱给他之后，就消失了，没有一点消息。幸好老婆也没要戒指。”说完，又发了一个吡着牙的大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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